引言：再談歸化
自從2018年年底中國足協正式推出歸化政策以后，輿論界就始終圍繞該政策產生各種各樣的爭議，究竟是對是錯，是利是弊，眾論紛紜、難以評說。
但事實上，從世界足壇的整體角度來說，歸化早就成為了主流行為，反而不歸化才是少數派。都不說“歸化球員”走進中國大眾認知的現在，就是在已經15年前的南非世界杯上，不使用移民球員的也僅只剩下朝鮮、南非等少數國家，在該屆世界杯上，有23支球隊使用了145名擁有移民身份的球員，占到參賽球員總數的19.7%。而現在，這個數字只會更高。
使用歸化球員是全球主流
任何成功的政策，都會與其效應地區的地方特點結合，不可能全世界一致，歸化球員政策也不例外。從世界范圍來看，西歐諸國和東亞日本的歸化方略和風格都有著很大的不同。西歐國家一直以來都是足球強國，他們依靠源源不斷地歸化球員，愈來愈穩固自己的足球強國地位；而日本在足球方面是后發國家，實力羸弱，也正是通過成功的歸化政策大幅提高了國家隊成績，并且于1998年首次殺入世界杯正賽后成為了世界杯常客。
從我們國家的視角來看，研究、辨析足球強國的不同歸化政策的各自特點，也有助于我們審視和改進我們自己的歸化政策。
日本足球的歸化政策能夠給中國帶來很多啟發
日本：歸化“突圍”
歐洲人的歸化政策頒布得早，已經形成了十分成熟的產業鏈，并且，歐洲的歸化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殖民地和大量外來族裔，同時也需要雙重國籍法案做政策背書。這三個條件都不是我們所處的東亞社會能夠滿足的，日本社會當然也不能滿足。
但是日本依然能夠突破這些困難，成功地推行了歸化球員政策，并遠超預期地完成了歸化政策的預期目標，同時，日本足協又將歸化球員的范圍和力度放在了一個完全可控的水平上，最大程度地實現了揚長避短，幾乎沒有引發任何歐洲國家歸化中不時出現的文化沖突問題。所以，日本歸化整體來說，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歐洲的歸化政策依賴于雙重國籍法案做背書，齊達內就是雙國籍人士
日本的歸化球員跟中國類似，主要分為血緣歸化和無血緣歸化，其中有血緣歸化和中國幾乎一致，而日本在無血緣歸化球員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則都與我們的無血緣歸化政策不同，這是值得我們研究的重點。
日本的無血緣歸化有兩大另類性。首先是高度強調文化認同，其次是極具創新性的青訓歸化。
日本足壇名宿——原籍巴西的歸化球員拉莫斯
日本歸化政策特點一：高度要求文化認同
日本歸化將球員本身對日本的文化認同性放在最高的位置上，不會只考慮能力因素，日本人傾向于歸化那種在文化上愿意且能夠融入日本社會的球員，讓歸化球員“去雇傭兵”化，哪怕該球員能力不足。最早一批歸化日本的球員拉莫斯-瑠偉甚至是業余球員出身。
拉莫斯1957年出生于里約熱內盧州的內陸小城門德斯，自幼喪父、家境貧寒，他沒有受過系統的足球訓練，一直混跡于巴西低級別的地區聯賽，靠微薄的收入補貼家用。70年代正是巴西足球如日中天的時候，而此時的日本還沒有職業聯賽的概念，一名普通的巴西低級別聯賽球員都能在日本足壇“大殺四方”。為了增強聯賽水平，時任日本足協主席平井富三郎號召日本的各大企業隊去巴西挖掘強力外援。
上世紀下半葉的日本足球其實并不強
拉莫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機緣巧合來到了日本，他在自己的回憶錄里也對此直言不諱：“我一開始去日本，就是為了錢。”但日本當時給外援的工資并不高，只是比拉莫斯踢巴西地區聯賽的母隊高一點而已，拉莫斯出國踢球這一決定甚至還在當時受到家人的強烈反對。
但是拉莫斯在日本很快就形成了文化認同，一方面因為他本身也不算強力球員，且帶有一定巴西底層社會打拼上來的奮斗基因；另一方面也在于那個時代剛剛開始引進外援的日本無法提供足夠的外援配套工作。
因此拉莫斯來到日本之后，認認真真學習了日語。恐怕正是因為慢慢學會了日語，才讓拉莫斯有機會真正融入日本社會中。
80年代末，日本足球開始迅速發展，并誕生了很多文藝作品
拉莫斯漸漸地變成了日本人，他愛上了一名日本女人，很快結婚，并且在日本生下了自己的孩子。1988年，拉莫斯的居住時間和日語水平都達到了日本國籍法中獲得日本國籍的相關條件。雖然確實有日本足協勸說的因素，但80年代的日本還沒有形成政策性歸化足球運動員的風潮，所以拉莫斯選擇加入日本更多是他的主動選擇。
1990年北京亞運會，已經加入日本國籍的拉莫斯完成了日本國家隊首秀，1992年，拉莫斯幫助日本國家隊獲得了隊史首座冠軍金杯——1992年亞洲杯冠軍。
拉莫斯一直在日本踢球，于1995年38歲的高齡退役。退役后的拉莫斯仍然留在日本足壇工作，先后擔任過球隊教練、俱樂部經理、足協顧問等職位，現在開設了一所足球學校，為日本青年隊培養人才。如果有人攻擊巴西歸化球員都是為了錢的雇傭軍，但拉莫斯用實際行動免疫這種嘲諷。
歸化球員幫助日本拿到了隊史首冠
拉莫斯之后，日本又從巴西歸化了呂比須（原名洛佩斯）。呂比須是真正改變了日本國家隊的歸化球員，出身于圣保羅青訓的他在1998年世界杯預選賽上6場3球，帶領日本國家隊首次突圍，進入世界杯正賽，并且助攻完成了日本國家隊的世界杯首球，從此之后，日本從未缺席過一屆世界杯正賽，呂比須是日本國家隊輝煌的真正開始。
呂比須的情況和拉莫斯類似，他出身寒微，最初因為薪資來到日本，之后在日本結婚成家，歸化日本之后也定居在了日本。退役之后，呂比須也輾轉多家日本俱樂部執教，可惜不成功。
日本歸化的巴西球員呂比須
而在拉莫斯之前的真正的日本歸化開創者——1970年就歸化加入日本國籍的內爾松-吉村（原籍巴西）直接選擇了在日本落葉歸根。當他于2003年在日本去世的時候，沒有人再認為他是巴西人。
無論是拉莫斯，還是內爾松，甚至是呂比須，其實凈實力都不算頂級球員，日本也并沒有為了歸化他們花費重金。日本足協不搞雇傭兵政策，主張引進文化認同感強的球員，希望歸化球員真正融入日本社會，這是日本無血緣歸化政策能成功的基礎。這些無血緣歸化球員不僅球員時代為日本國家隊做出突出貢獻，退役后依然留在日本持續工作。
拉莫斯在接受巴西《圣保羅頁報》采訪時說，自己已經不打算回巴西，日本已經是家鄉。
呂比須在接受巴西《環球體育》采訪時說，能被日本歸化是自己的榮耀。
他們身上已經沒有了歸化性，歸化對于他們，已經變成了海德格爾式的“上手”狀態。
日本足協堅持文化認同歸化
日本歸化政策特點二：青訓型歸化
日本早期的無血緣歸化還處于“買成品”階段，但隨著日本足球青訓體系的提高，自從90年代之后，日本的無血緣歸化就轉向了青年引進，實現了徹底的歐化——西班牙的阿爾坎塔拉、意大利的若日尼奧都是青少年時代就被從巴西歸化到歐洲大陸，通過歐洲大陸的青訓體系變成職業球員。這是日本足球現代化的一環，日本最知名的歸化球員三都主就是青訓歸化的產物。
1993年，日本海外球探在巴西南部城市馬林加發現了這位名叫桑托斯-亞利桑德羅的小孩極其具有足球天賦，于是在與其家人商議后，直接把還在初中階段的桑托斯帶到了日本，以三都主為日語名安排到了日本的學校留學，并接受了日本的足球青訓。
日本的青訓型歸化球員——三都主
在日本上完學，在日本接受了青訓，青訓完成后又成為了日本俱樂部清水鼓動的球員，于是三都主也順理成章地接受了歸化，成為了日本人。
更早地來到日本讓三都主融入日本社會的速度比其他歸化球員更快，三都主喜歡吃鰻魚飯和日式和牛飯，之后也同樣在日本成家生育，完全融入了日本社會。
若日尼奧是意大利的青訓型歸化，青訓型歸化是一種非常歐洲式的歸化體制
三都主式的青訓型歸化，是中國足球歸化事業中還未有過的，同時也側面反映了日本足球行業工作人員對足球產業發展的耐心以及日本足球青訓建設之快——短短十年，就能在連職業足球聯賽都沒有的社會基礎上搭建起科學的青訓體系。這是足以令全世界都震驚的。
日本的歸化鑰匙也可適用中國的歸化之鎖
有人認為，我國和歐洲國情不同，所以歸化政策不能推行，那么日本則是這種說法的反例：他們有跟我們類似的社會形態，但是卻推行了十分成功的歸化政策。
日本的歸化球員大體有三代。以內爾松為代表的第一代歸化球員拉開了日本足球“睜眼看世界”的大幕；第二代歸化球員中，拉莫斯幫助日本國家隊拿到了隊史首冠——1992年亞洲杯冠軍，呂比須真正幫助日本國足實現了沖出亞洲的偉愿，殺入世界杯正賽，還攻入了隊史首球；第三代歸化球員三都主幫助日本國足徹底成為亞洲一流，并且同時拿到了隊史第二冠——2004年亞洲杯冠軍。
日本國足1998年才首次進入世界杯正賽，但此后從未缺席
三代歸化都沒有花費太多的錢，但是都對日本足球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而同樣是大規模引進巴西球員，我國的第一代巴西歸化球員洛國富、艾克森、阿蘭等人基本已經或者瀕臨退役，不可能再回國家隊，針對他們的歸化，我國足球界付出了巨大的金錢代價，但是卻沒有任何成果。我國的第一代無血緣歸化球員已經失敗了。
我國第一代無血緣歸化球員已經失敗
再度回望，日本足球無血緣歸化政策至少給我們三個方面的思考。
第一，歸化政策的核心目標一定是國家隊成績有十分明顯的提高，這是平息歸化爭議的唯一辦法。
其實日本在施行歸化政策的早期，歸化政策與我們一樣，都不受民間輿論普遍看好，甚至他們的輿論壓力更大。據調查，上世紀末，日本球迷對歸化的支持度只有20%。但是由于日本歸化政策長達20年的成功，日本輿論界基本已經認同了歸化政策，如今日本球迷對歸化政策的支持率已經超過75%。
足球界有這樣一句真理亙古不變：球迷不會討厭任何為了提高成績的努力，除非這個努力事倍功半。
中國歸化政策必須有短期成績做背書
其次，我國后續的歸化政策如果要推行，堅決不能只看能力，不看心理，一定要重視歸化球員對中國的文化認同感。如果文化認同感不強或者職業素養低，即使能力很強，也不能歸化。
我們要意識到，歸化球員的文化認同感具有雙向的利處，一方面，文化認同感高意味著歸化球員為國家隊出戰的忠誠度高，球隊對他們的使用更為放心；另一方面，文化認同感高的球員也更容易受到球迷群體的歡迎與包容。
入籍球員要有國家認同感
最后，三都主式的青訓型歸化體系值得我們當下的足球俱樂部探索，因為這是一種更加具有性價比的歸化嘗試，他可以以比較小的前期投資，讓未來獲得一名文化認同感高的歸化球員。
現在效力于云南玉昆的奧斯卡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青訓型歸化的特點，他只有18歲時，就被延邊富德挖掘，進入延邊青訓體系，先后在延邊富德、陜西長安競技經受了中甲的歷練，打出了名氣。但是2018年奧斯卡來到中國的時候，中國還沒有推行歸化政策，延邊富德自然也不可能配備一系列的歸化型青訓的配套方案，所以奧斯卡不太可能成為中國的三都主。
奧斯卡身上有青訓型歸化的影子，但不是青訓型歸化
克魯伊夫曾說，足球是一項簡單的運動。可是細究起來，足球又無比的復雜，它看似是一項體育運動，但實際上與社會學、經濟學等要素也緊密相關。
對待足球的大問題，我們最好謹慎。日本作為足球領域的后發國家，大量借鑒了歐洲和巴西的經驗，結合了自己的國情后，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足球發展之路。而我們無疑比日本更加后發，我們應該有理由仔細研究前方之路上成功者的成功秘訣，結合我們的國情，找到適合我們的發展道路，然后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參考資料：
[1] 王沂，陳杰，吳佳偉《論世界足壇 “海外移民”球員的社會流動及特征》，《河北體育學院學報》，2014年第4期
[2] 朱淵FM《30多年前，日本足球是怎么處理 “歸化” 問題的？》，騰訊網，2021.12.1
[3] 小中《日本“拉莫斯”的歸化故事：歷經15個月終入籍…》，體壇周報，2017.9.2
[4] 看透足球《全球產業鏈深度揭秘：作為“全球雇傭軍”集體的巴西歸化球員》，，2025.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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